強心強身 — 梁國輝的人生跑道 從中學開始，心臟科專科醫生梁國輝已愛上跑步，入了 中大醫學院後，功課繁重而且壓力大，一有空他便在校園內跑步。放 學回到宿舍，便從應林堂附近開始，一直跑到火車站，再跑上教堂、明華堂， 「跑一個圈，晚上跑步真的很寫意，可以舒展身心。」梁醫生說。 跑上山入屋邨 感受城市 畢業後，因為忙於工作，只好暫時放下跑步，直至二零零二年完成心臟專科 訓練，便又重拾跑步的熱情。他每年都參加長跑比賽，二零零八年更首次完 成全馬(約42公里)比賽。很多人都愛在早上跑步，梁醫生也不例外，每天工作前，都會從觀塘海濱長廊跑到郵輪碼頭，假日還會跟太太一起跑上山。 「我太太都是崇基校友。她是精神科醫生，周末我們愛從油塘跑到藍田， 大約一小時，可以欣賞郊野公園的美景;偶爾我們會跑入觀塘的一些舊屋 邨，看看老人家在聊天、小孩在公園玩，可以感受社區氣氛，令人感覺很 親切。」梁醫生興奮地說着，眼中閃爍着光芒。 跑步 一課靜觀   對於他來說，跑步不只是為了身體健康，更為了精神 健康。都市人壓力大，做醫生更甚，幫別人治病，同時也要讓自己的壓力得以紓解：「跑步給我很自由的感覺，而且訓練時追求達到某個時間和距離，從來都 是一個挑戰自我的過程，並非跟別人比較。」從醫學

雙拳打出一片天——黃梓浩的冠軍擂台 二零一零年全港青少年散打賽中，由於選手人數不足，當時只有五十多公斤的黃梓浩(Leslie)須挑戰 六十五公斤以上的對手。縱使如此，Leslie在決賽第 二回合中已把對手擊倒，勝出個人首次泰拳比賽：「正因為這次勝利，我堅持打下去。」 七年過去，Leslie贏過不少本地及泰國的拳賽，現時為香港泰拳理事會認可的五十七公斤A組選手第一名，更以世界冠軍為目標，然而他的拳手之路亦非一帆風順。 高山低谷 鬥志不滅 大學畢業後，L e s l i e獲邀到日本作職業拳手。在設備最好 的訓練場裏受訓。可是受訓半年後，正當Leslie期待着在日 本進行第一場比賽時，他的經理人突然因財政問題，結束與Leslie的合約。 L e s l i e無奈回港，找到一份文職工作，這時他想過放棄泰拳‥ 「工作、掙錢;工作、掙錢……這樣的人生欠了刺激感。」泰拳對L

顧名思義，「服務學習」包括「服務」和「學習」。大學生做義工不是新事，到兒童院、老人院去送禮物、玩遊戲，服務是「施」與「受」的關係。然而，在「服務學習」中，服務者與服務對象的關係不是絕對的，而是雙向、能夠互換的角色。而且，「服務」與「學習」並行，同學認識自己，同時反思社會制度，培養同學的心靈和眼界。 反思社會 自我成長 「崇基學院服務學習中心」主任蕭鳳英教授希望同學可以透過「服務學習」，從另一角度認識社會各階層的人和事︰「服務學習令學生對社會議題有更深的認識，自己擬定和設計服務內容，當中亦講求組員之間的協調和合作。服務社會是公民責任，在過程中，他們能反思自己在社會中的定位。」為擴闊同學視野及接觸不同服務對象，每學年都會加入新元素，如戒毒人士、發展遲緩兒童、智障人士、老人、復康人士、新移民、警司警誡青少年等；內地計劃近年與「一專一村」計劃合作，到雲南偏遠的少數民族村落，協助提供幼兒教育訓練和公共服務推展。中心項目統籌馮詠恩除了處理中心日常行政工作外，還會與同學一起參與活動，從中協調和推動學生從服務中反思，有機會從另一角度觀察同學在過程中的得着：「同學來自不同背景和學系，少不免會有摩擦，有些同學不懂處理，以為只要忍到計劃完成便可，但帶着負面情緒與組員相處就不能投入計劃當中。一位九十後同學和一位八十後同學就曾遇到這溝通問題，及後經過協調和鼓勵，雙方道出自己的想法及期望，情況便有改善了，問題的癥結就是溝通方式和沒有好好表達對組員的期望。另外有一次與學生隨機構到學校進行禁毒推廣，遇到有中學老師灌輸『入唔到大學就係無用』的概念給學生，這經歷也叫我和同學反思為何現今的教育制度只有單一價值。」 放下身份 同行成長 去年詠恩與幾位同學參加了深宵外展服務，對象是「夜青」，同學們作為「外來人」，亦非來自社工專業，但就為機構的資深社工帶來很大的啟發和反思，感嘆同學與「夜青」間所產生的化學作用︰「其實是一個互補的關係，社工本身十分忙碌，沒有空間嘗試新服務；同學雖只參與三個月，但他們的加入卻能帶來新元素，亦可彌補現時服務的不足。有同學與夜青夾band，即使完 成服務後仍然一起練習和表演。」讀大學，是一個發現自我的過程，你和我或者都迷茫過。蕭教授明白，參加服務學習的同學，未必所有人都清楚自己的前路，但外展服務卻在某程度上，把大學生的光環摘掉，在過程中反思人生的意義︰「同學們不是提供服務，而是跟他們平等地交流和溝通。」除暑期進行的本地、內地及國際計劃外，服務學習中心剛開展了「本地服務學習體驗」，計劃於每學年的上學期舉辦不同主題的活動探索社區，讓參與同學從服務經歷中進行反思。中心剛於去年第一個學期就進行了兩項先導計劃 — 「愛‧毛孩」服務學習計劃及「攝影看社區」。參加「愛‧毛孩」的同學們透過工作坊、到狗場接觸和照顧狗隻，學習「動物輔助治療」、照顧及訓練被遺棄之動物，學習活在當下和感受生命。他們還要帶小動物到兒童之家，協助「伴讀日」活動，教小孩讀故事書給動物聽，從而讓小孩放鬆情緒，透過觀察小動物的反應來調整自己的情緒。「攝影看社區」則讓參加同學透過工作坊和實地考察來認識社區，從影像細說社區的故事，反思個人與社區的關係。蕭教授說同學們的回應都非常好，希望未來可以繼續把服務學習計劃由暑假擴展到學期中進行，讓更多崇基同學參加。 訪問：梁嘉麗(2004/社會學)

自去年退休後，劉大成教授年底參加了兩位SLP校友的婚禮，校友們還趁機相約今年春節到他們的新居拜年。轉眼到了聚會當日，舊同學們鬧哄哄地參觀新房，派利是後更收到小孩子「新年多謝」的稚語祝福。在一片笑聲中，我們問起劉教授統籌SLP十多年的點點滴滴。 劉教授自二零零四年起擔任崇基學院服務學習計劃的計劃統籌，崇基學院於二零一三年成立「服務學習中心」後，劉教授就加入中心擔任副主任。每年暑假SLP都會籌辦本地及內地的書院通識掛鈎課程，又同時舉辦國際服務學習計劃，總叫劉教授忙得不可開交。在多年繁忙的工作中，他最深刻的就是開始籌備內地課程：「當時崇基希望透過在內地服務的經驗，增進同學對中國內地的了解，理念很好，於是我便試一試。」 十多年來，合作機構的地點幾經轉換，由廣東封開，轉到安徽，再到廣西陽朔和廣東中山：「我們也不懂太多當地社會的情況，十幾年來一直在變，沒有一個標準，不斷有新的挑戰和嘗試。」他謙稱是邊做邊學，第一年在封開不知如何入手，很着力要完成教授英文的計劃，同學每晚花很多時間在準備和調整教材上，卻犧牲了與小學老師和同學傾談的機會。第二年，情況改善了一點。幾年之後，目的地改為陽朔，那時才摸索出一套比較理想的安排。 教學以外 真誠交流 二零一零年，在陽朔的第一年只是去教高中生英文，大家覺得單是教書效果不夠，於是加入很多活動。例如在陽朔訪問污水廠，了解污染問題，嘗試深入認識當地社會，但也不是很成功。當地校長後來建議學期完結時安排一個聯歡會，讓學生表演，崇基學生發揮所長籌備活動，結果反應十分熱烈，對我們設計活動也有很大啟發。 對劉教授來說，最成功是與當地學生做家訪：「回到他們的鄉村探訪父母和鄰居，由崇基中醫同學教大家量血壓，關心家人鄰舍的健康情況，為他們按摩。在家訪後有學生主動問我們，可否把血壓計借給他，讓他可回去自己老遠的家服務家人同鄉。這個影響非常重要，我們就是希望讓當地人對自己的地方建立歸屬感，造福身邊的人。中學生自主性增加，由被動接收變主動，勇於嘗試不同的可能性。我深信這顆熱心在我們離開後，仍會延續下去。」 「陽朔同學一班四五十人，與本班同學也不認識，只埋首讀書考試，住宿舍也沒聯絡。透過我們介入，用活動和遊戲替他們破冰，幫助他們建立友誼。他們很開心，找到朋友和支援。當地上一屆高中生又回來與新一屆高中生交流。第二年我們再去陽朔，當地高中老師很開心，見到當地同學的轉變很大。這些真正的需要很難從數據和調查看出來，要到當地和他們相處才會知道，我們為他們提供的，就是更多可能性。」 自開展以來，SLP累積了很多經驗，劉教授見證了崇基同學和當地機構都一直調整和成長︰「以當地的需要為依歸，不同學系的同學合作，從中看到不同人的做事方法。」時代轉變，資訊愈來愈發達，崇基同學亦可在教授知識外，多做一些需要親身做才有效果的事情︰「教英文只是一個表面的途徑，每一年在教學以外為當地做的小項目都很多，影響最大的是兩地學生在三個星期的互動和交流，在傾談中分享對人生的看法，更從活動中促進對社區環境的聯繫。很多次服務完結離別時，大家抱頭痛哭，依依不捨。這些項目很難預計，一開始不會知道效果如何，最後做到的意義卻很大。」 實踐與反思 反覆循環 回想起二零零五年到封開，原來到步前三星期剛發生水災，水位有一個人那麼高，房屋都有水浸剛退的痕跡︰「這一年的經驗很深刻，崇基同學在當地西江水災籌款電視節目上合唱表演。節目廣播後，我們走在街上居民都熱情地跟我們打招呼。一班外來的人關心這個地方，為他們真誠地唱首歌，原來對他們是很有意義。」籌備過程應用了不同同學的專長，音樂系同學默寫簡譜和彈琴，日韓同學加入日韓文歌詞，來自上海的崇基同學則做普通話翻譯。其實當時有同學對臨時更改安排有意見，因為教授英文已夠忙了，為何還要花時間練歌？「但幾年之後回想，當時這決定是正確的。以當時的情況，雖然計劃好要教英文，但我們其實可以大膽一點，人性化一點，因應當地真正的需要調整內容 —例如少教一點英文，多些探訪居民。」 回看多年的經驗，劉教授發現要「放手」，才會有空間反思︰「SLP的精髓，在於反思、實踐、再反思、再行動，是一個循環。上一屆的經驗協助下一屆同學，過程中不斷審視需要和成果，即時回應。這很視乎合作機構的取態，如果他們寧願要劃一有規律的計劃，日程排得滿滿，就少了反思的空間。相反計劃彈性愈高，同學自主學習和投入愈多，體驗反而愈多。」這種自主學習的精神，要慢慢栽培，就算老師不在，同學也可以主動發掘該做的事。 從錯誤中經歷自主學習 如果同學已計劃好一切，作為老師應該如何參與呢？劉教授樂於告訴同學以往經歷，但也讓他們決定是否跟從︰「要讓同學有空間發揮創意，才會做到更多的事。即使當初計劃的事未必幫到服務對象也不要緊，經歷和學習本身對同學的人生已有很大的意義。」教師的角色，就是協助同學從不斷的反思和修改中，學會主動、自發地學習，並把經驗傳承下去。雖然劉教授已退下服務學習中心的工作，但直至現在，他仍與不同屆別的SLP校友保持聯絡，不時邀請同學到他家飯聚。例如他去年前往日本，恰恰與十多年前從日本來香港參加國際SLP的女同學泉麻理見面；這邊廂收到Echo(孫根芳)在WhatsApp邀請劉教授參加她任職機構關於生命教育的活動，那邊廂他又在群組與大家分享他和阿賜(林恩賜)在素食餐廳參與茶藝活動的相片。SLP的服務精神隨同學廣傳，而點點滴滴的情誼，亦同時因這計劃長存於師生之間。 訪問：趙惠敏(2006/社工)、鄭穎茵(2006/中文)

時光飛逝，二零零五年參加內地服務學習計劃的經歷，回想起來，箇中感受仍在心頭。那年我們十四位崇基同學，聯同四名來自南韓及日本的同學，還有一位上屆畢業的校友，一同到廣東封開，為縣內十六間小學共五十位老師，安排一個兩星期的英語教學培訓課程，並在最後一星期，為五十位小五學生安排課外活動。 當時內地正改變教育政策，從前中一才開始教英文，後來提早至小三至小六便開始教。這政策更改令小學英文老師嚴重不足，很多年青的中文和數學教師，都被學校安排轉教英文。那時網絡不發達，借用的學校也只有兩三部電腦供老師輪流上網，更別說手提電腦和wi-fi了。在有限資源下，他們幾乎沒有英語教材。我們同學分為三組，「聽講組」和「語法組」各準備一星期教案，到了星期六老師就要分成小組試教，讓小五學生來試學，而最後的「活動組」則負責準備課外活動。 善用創意 改良課程 出發前，我們五月便開始準備和設計課程內容。「專題討論」的指導老師左治強也給我們講解很多英語教學手法，以作參考。我們準備了大量初中教材，有英文歌、故事、語法練習等，可是到真正實踐，效果卻不理想。我們沒想到老師們的水平參差，對比香港由小一至小六程度都有，有一兩位甚至連二十六個英文字母還未全背熟。我們的課程安排與他們的實際需要和期望有很大差距。有見及此，我們放棄初中教材，重新編寫高小教材，然後把老師分成不同小組，有些更安排個別指導。每一節課後，大家便立刻開會檢討，調整內容。很多個晚上，大家都用英文開會至十一時。過程雖然辛苦，但後來教學情況逐步改善，也是值得。 當地的老師們都非常勤奮，有時病了仍堅持上課，其中一幕令我印象特別深刻。當時我們要教英文文法中動詞的現在式、過去式、以及其過去分詞，有些詞彙的變化比較複雜。我們在這個課題上花了很多時間，但老師們依然十分吃力，進度也漸漸滯後。我們亦開始感到氣餒，但組員間不忘互相鼓勵，加緊開會討論改善方法。後來大家運用創意，以遊戲帶動學習：每人抽一個字詞，然後尋回自己的「家人」(亦即那個字詞的其他變式)。當教學效果開始有了改善，我們便決定多動腦筋，構思更多創新的教學方法。   真誠交流 教學相長 課堂後期運作漸見暢順，老師們非常熱情，住得近縣城的，邀請我們到他們家作客。我們一起吃飯聊天，與老師們打破隔閡，真誠地溝通。相比課堂上的交流，課後的相處更讓我了解他們的真正需要，認識更多內地僻壤居民的生活實況。誠然，出發前我們只集中準備教學內容、構思培訓方法，但真誠的交流也是服務學習計劃的關鍵元素。服務不一定單方向地向受助者提供援助，服務者和受助者之間可以互相學習，無論課堂內外，教與學都是平等的。在最後一星期，崇基同學為小五學生安排了校內定向、土風舞、摺紙和紙黏土、水力箭、雞蛋撞地球、各國文化介紹等活動。南韓同學穿起韓服，我也帶來了日式浴袍。孩子們在校內主要是讀書，沒甚麼課外活動，今次大開眼界，更是第一次與日本人和南韓人接觸，都顯得非常興奮。 課程完結後，當地小學老師在原稿紙上寫感想，然後影印派給我們，結果足足印了七十頁，滿滿的都是感謝。最初參加服務學習計劃，我只希望畢業專題研習能夠既好玩又獨特，從未料到會認 識了一班好朋友，包括導師、組員、外國同學，這亦是參加計劃的最大得着。我跟同組同學一起經歷整個旅程，一起感受挫敗、分享喜悅 — 那份親切感，常在我們中間。近年我搬到廣州市生活，但人在城市，未如當年參加服務學習計劃般了解到偏遠地方的情況。這些年來，我深深體會到內地的地大物博，身邊人也來自五湖四海。當年的活動也算是我認識內地的開端，現在會以更謙卑，更虛心的態度來探索內地的生活文化。 我(左一)和崇基、南韓同學在課餘時參觀封開博物館。 教授封開小學老師英語，協助他們轉教英文科。   整理：麥嘉輝(2016/新聞與傳播)

陳小娟(2009/工商管理(環球商業)) 在電影的圈子內，很少會碰到中大的校友，更別說是崇基的校友。因為中大沒有電影學系，所以如果偶然碰到一個電影人是中大校友，大家就會很自然地感到好奇︰這個人本來是做甚麼的？我就是這樣的一個例子。   從學生時代開始的傻事 我本科讀的是工商管理學院的環球商業學課程，畢業後在商業銀行工作，轉行則是後來的事。有時遇到一些電影圈內前輩，他們的年代沒有我們這個學系，所以大多以為我以前是做銀行櫃檯的工作人員，倒也沒甚麼話；若是知道甚麼是「GBUS」的人則大多會問我，為甚麼要做傻事要轉行﹖話雖如此，但是大家只是說說而已，其實新一代的電影工作者，有誰不是真心熱愛電影才投身其中呢？ 偶有朋友會問，為何一開始不去報讀電影，卻要選環球商業課程？小時候家境不好，即使由小學開始就想做電影，卻一直不敢以此為目標。儘管家人一直支持我的夢想，但現實條件上，賺錢提升家人的生活質素才是我應該做的事，所以當初我想進的都是環球商業和醫科。後來選了環球商業，是因為我認為如果我日後再去追夢，商業知識和國際視野也必然有用。這個想法在多年後的今天，已經轉行的我還是覺得十分正確。大學學到的東西，如管理學、市場學、演講技巧等，現在應用的機會比在銀行工作時還要多。當然，大學時期另一個重要的收穫，就是成為了崇基劇社的莊員，並曾以舞台劇《白蘭與笛芙》參加了中大四院劇賽。還記得上演時，所有台前幕後都在舞台上忙着，作為導演和編劇的我坐在觀眾之中，看着他們每一位的反應，那刻的感動，仍歷歷在目。最後，僥倖獲選為最佳劇本，當時我才發現頒獎嘉賓中有環球商業課程的張偉雄教授，我十分不好意思，因為我上的莊不是商科莊，覺得自己有點「大逆不道」。 飢凍雖切  違己交病 同是畢業後進銀行工作，坦白說我和同學們的目標實在不同。銀行工作是他們的夢想，可惜並不是我所追求的。我有時會羨慕他們的夢想符合社會期望，卻不明白為何與藝術相關的夢想，總要面對較大犧牲？我早清楚這個「定律」，所以只能暫且埋藏夢想，找一份可以養家的工作，就是沒頭沒腦地當了「銀行家」。但縱使別人都羨慕銀行工作，我卻不甚熱衷，即使薪高糧準工時又較電影工作短得多，我那段時間卻很痛苦。所謂「飢凍雖切，違己交病」，如果要我給初畢業的校友一點忠告，必然是：不要為了金錢或別人的期望去選擇工作。憑着努力，也許你可以做到不過不失；但欠缺熱忱，則沒法突圍而出。每個人的背景各異，我親身經歷過，當然明白有財政負擔的人實難以輕言不惜一切去追求理想。 追求夢想總不會一蹴而就，我在銀行工作時已兼讀了一些編劇課程，公餘時又會拍片。還記得我製作第一齣獨立短片，那時幸有崇基劇社的朋友協助，加上網上招募演員，大家都義務幫忙，而其中一個主要拍攝場地就是我以前住的文質堂！那次拍攝讓我明白自己不懂的東西有很多，卻又發現自己真的很喜歡創作的過程。在銀行工作了兩年多，才發現同期的同事們都計劃好未來要做到甚麼崗位，而自己卻完全看不到在商業世界的未來，只知道我真正所愛的，還是拍電影。在家人的支持下，我毅然辭職報讀浸大電影碩士課程，又當上電影編劇家協會的幹事。 一短片 一故事 讀電影那三年，我不停地找機會拍片。現在坊間有很多提供資金拍片的比賽，但很多從事創作的人卻不太喜歡處理繁複的報名手續，幸而我以前的工作也要面對很多手續，所以我可以「不厭其煩」地報名。我入圍了廉政公署舉辦的短片比賽，那是我第二齣作品《三個金幣》。我大概是一個倒掛的晴天娃娃，每次拍作業都下雨，某一場才拍了幾個鏡頭，雨就大得要中斷拍攝，整個團隊渾身濕透，連襪子也可擰出水來！那次大家齊心地完成作品，最後更得到金獎。後來我「越級挑戰」，以非學生身份再參加了「創意香港」贊助的「創＋作」音樂微電影比賽。這個比賽很有趣，參加者隨機與一名歌手合作，以他們的歌曲為他們製作一段音樂短片。在記者會上，我伸手入抽籤箱內，翻來覆去，然後抽出了糖妹的名字！這段緣份，帶來了我的第三個作品《啊囉哈！》，還有最佳編劇和金獎。從《啊囉哈！》起，我發現短片的生命力原來比想像中強，在世界各地影展中都是被認可的創作。我把短片投稿到各影展，它的生命力把我們帶到日本、法國、台灣去。這些經歷都開拓了我的人際網絡，然後陸續有歌手找我拍攝音樂影帶 (MV)，也有公司找我拍廣告。 在畢業前，我戰戰兢兢地參加了本地短片界一項重要比賽──「鮮浪潮」。參賽短片《兒女》，花了我最多時間、最多心血、最多金錢，甚至要在網上集資才能完成。最重要的，是這個作品有最濃厚的人情味。我們其中一個主要場景是教堂，我寫信向崇基學院校牧許開明牧師請求借用崇基禮拜堂，沒想到許校牧二話不說就答應了。可是這個作品沒有得到評審的青睞，在頒獎禮上空手而回，我也不爭氣地掉了許多眼淚。失落不是因為我想獲獎，而是覺得有愧於我的團隊和幫助過我們的人。我開始懷疑自己的創作和能力，惆悵以後該怎樣拍片。這時我的伙伴們鼓勵我，只有一直拍下去，才會進步；不拍不錯，卻就僅止於此。我一鼓作氣地再投稿到其他影展，就在執筆寫這篇文章時，獲悉作品獲選入意大利影展的競賽單元。我跟製作團隊分享這消息時，大家都差點哭出來。沒錯，這個挫敗和感動的交錯，就是電影製作的魔力。 夢幻背後  殘酷現實 夢幻背後，電影這工業其實很殘酷。「得獎短片導演」聽來很厲害，卻俯拾皆是，而掛着這名堂也不足以維持生活。很多短片導演，都要靠其他工作來維持生計。我自己便當兼職文員、補習教師、珠寶展售貨員等，一邊「捱」，一邊累積經驗，等待參與長片製作的機會。因為在編劇會的工作，我接觸到很多圈內前輩，可是初時我沒有自信「推銷」自己。直至我的短片得獎後，我才厚着臉皮把作品給他們看，再問有沒有我可以參與的製作。大家慢慢覺得我不止是協會的文員，而是新晉電影人，開始找我合作編寫電影劇本，也有機會在新的電視台編寫劇集。 我是比較幸運和順利地進入了電影這個圈子，但在這個圈子內工作，就發現要面對更多難關。香港電影市場縮小，片量從以前黃金時期的一年二百多部下降至現在一年五十多部。新人少了機會拍電影，連圈內前輩都不容易開戲。投資者多看重龐大的內地市場，創作空間也因而受限制。有時創作了快一年的劇本，最後因為過不了內地的審批而不了了之，就是有苦說不出。即使願意北上發展，文化差異也使我們難以寫出「接地氣」的作品。加上內地電影工業迅速發展，軟硬件都快要追過香港，我們更難找到自己的位置。當我越了解這個行業，灰心的時候就越多。電影製作本身就有很多變數，一天未上映，所有付出過的努力都不會被承認。要堅持下去，除了滿腔熱誠，還要平衡自己的心理。既要做有質素、自己喜歡的作品，同時也要確定生活有保障，這樣的路才能走得更遠更久。慶幸是，在電影圈內這短短數年時間，我觀察到只要肯努力，總是有機會和希望的。這點不限於電影業，相信放諸各行各業皆通用。 有想做的事，就動手去做﹗ 追求一些「非主流」的理想時，我們難以得到別人的理解。有時關心我們的親友會因為擔心而問：會不會考慮放棄這條難行的路，重操故業？我只能笑笑說，回不去了！雖然我們很多電影新人看似都滿肚苦水，但其實要真的撒手不拍卻又做不到。第一次看到自己的名字在大銀幕上出現的心情，我至今難忘。那種成功感和喜悅，絕對值得你付出那身血汗！ 最後，想分享一套我很喜歡的關於追夢的電影《尋找快樂的故事》

黃明樂(2000/新聞與傳播) 人生有多少個十年？在當上freelancer將屆十年的日子，驀然回首，黃金歲月能在這條路上走過，是我至今生命裏最無悔的決定。 當freelancer，不是一種職業選擇，而是一種人生選擇。一世人，有數十年行得走得、精力旺盛的日子，每天二十四小時，扣除睡覺的八小時，餘下的生命，該怎麼過？這個問題，每隔一段時間，我就想一次。 還記得在十多歲的時候，即是那個常常被問長大後想做甚麼的年紀，天真的我，是這樣想的。如果，人生就是一本護照，能夠去最多的地方，見最多的人，嘗試不同的新事物，好的、醜的、幸運的、不幸的、甘之如飴的、痛苦難熬的，甚麼都有一點，到合上眼那刻，也算不枉此生了。 那本蓋滿印章的「人生護照」，用今天的話來說，就是「經歷集郵」。更落地的比喻，是「開雜貨舖」，甚麼都賣一點。人生若此，夫復何求？ 自那個時候起，我一直在尋找，哪一種工作模式，就能夠把人生護照，填滿各種姿采？可是，我找不到。當年不但沒有freelancer的概念，大部分人更是一份工作由畢業幹至退休的。能夠光榮引退，似乎是主流社會推崇備至的美德。 我唯有把願望默默埋在心底，盡量裝備自己。中大的新聞系，在眾多學科中，跟我想要的，好像最接近，於是就在這個美麗的校園，過了充實快樂的四年。 待畢業了，又再一次尋覓，哪一份工作，可以為他日孤身上路打好基礎？環顧四周，政府的政務主任(AO)職位，出了名挑選嚴謹，訓練苛刻，聽讀寫講、邏輯思維、人際關係，缺一不可，想必是將來作任何發展的最佳少林寺。當時我想，就花數年時間，試一試吧。如魚得水的話，從此委身公僕隊伍。如果格格不入，就趁年輕帶着學到的，繼續追尋「人生護照」。 四年後，跟政府因了解而分開，心裏響起了某個聲音──是時候開始當freelancer了。心理準備，有了。財政上的預備，又如何？這裏說的，不是儲多少彈藥來開始。而是反過來，試試自己，窮成哪個樣子，還能開開心心過日子。底線愈低，就愈有本錢愈戰愈勇。 於是，離開政府後，我實現了freelancer清單中的第一個夢想──到倫敦留學。當時的盤川，僅夠糊口，生活能省即省。為了買一打雞蛋可便宜八便士，走足幾個街口。奇怪的是，竟然不覺苦，還慶幸賺了幾條街的明媚風光，拍下很多照片。一年下來，省吃儉用，本來僅夠生存的錢，還能像五餅二魚般，變出許多次背包廉航旅行。 那一年最大的領悟是，錢可以用來買快樂，但人生大部分的快樂，都是錢買不到的。於我來說，「at the end of the day」，最大的快樂，是三五知己吃着清茶淡飯，天南地北東拉西扯，坐看雲淡風輕。倒是有時相約各方好友，大家都忙於為生活奔波，一年半載都碰不上一次，令我總是覺得生活有所欠缺。 留學結束後，我更加肯定，自己就是要走freelancer這條路。之後的十年，幸運地，為自己的人生護照，集了許多郵。每一年，都遇上一些曾經求之不得的機遇。當上特首選舉的競選經理(2006)、寫專欄(2007)、出書(2008)、主持電台節目(2009)、 開辦自己一手經營的通識課程(2010)、在電視台當客席主持(2011)、跟好幾個夢寐以求的團隊合作(2012)、寫音樂劇歌詞(2013)、走出香港把作品擺上境外的舞台(2014)、去禪修(2015)以及執筆這刻，正在埋首創作人生第一個劇本。 這些嘗試，有一些自己比較得心應手，另一些則仍需努力。但是，結果不是最重要。重要的是，自己曾經「拍心口」，用盡百分之三百的精力，在能力範圍內，把事情做得不能再好。過程中的快感，是任何千篇一律的工作都不能媲美的。十年來，遇上很多同路人，賺了很多精彩的一期一會，贏了很多長久的友誼。而那張躍躍欲試的清單，還有太多未了心願：學烹飪、學畫、學室內設計、下田耕作、搞讀書會、開辦通識食堂……就算有九十歲命，有生之年都做不完。 當freelancer有沒有難捱的時候？當然有。單打獨鬥的孤單、「倒瀉籮蟹」的突發事故、生病了無人頂替導致「累街坊」的內疚，統統不易捱。然而任何工種都有難捱的地方，問題是它給你的滿足感，是否超過給你的煩惱。只要想清楚，答案是肯定的，就值得委身下去。 至於一般人很擔心的財政問題，我在自己以及大部分freelancer同行身上見到的，總算比上不足，比下有餘。工作時有增減，收入有上有落，但波幅之中，一直審慎靠穩。反觀全職的朋友，有時遇上一個大浪，公司裁員，家中頓失經濟支柱，還更徬徨。安全感這回事，其實是觀點與角度而已。 十年前，香港社會把freelancer看成怪物。十年後的這天，早已見怪不怪。而我想說的是，無論社會變得怎麼樣，不必因為主流氣氛而害怕當freelancer，也無須刻意標奇立異去當freelancer。生命，是自己的。每個人都只能活一次，自己的路自己走。假如有人否定你的選擇，不用介意。他可能出於善意，但他想要的跟你不一樣，所以他並不明白你。子非魚焉知魚之樂。我很喜歡的Robert

專訪地質學家陳龍生教授 初中的時候，你在做甚麼﹖是自由自在地遊戲人間﹖還是埋首教科書中應付考試﹖ 很多人終其一生，尋尋覓覓，也找不到自己的理想，但對陳龍生教授(1978/地理)來說，十三、四歲時他已找到值得窮一生追逐的夢，就是跟樸實低調的石頭打交道，鑽研一段段埋藏在裂縫和角柱間歷遍億萬年的傳奇。 在七十年代，當人們還未認識甚麼是地質學時，陳教授已醉心研究，更成為當時全港第一位研究地質的本地專家。數十年匆匆過去，到今天他對地質學的熱情絲毫未減，在孜孜不倦地教學之餘，還經常帶團到野外考察，只為讓更多人認識我們的家 ─ 地球。 與石有緣 那天是崇基校友會一年一度地質考察之旅的大日子。我們坐在船上，秋風送爽，船緩緩地離開吐露港向赤門海峽駛去。馬鞍山新市鎮的高樓大廈從我們背後漸漸遠去，取而代之的是一個又一個的無人小島，島上聳立着巍峨的石塊，或是藏着幾個神秘的洞穴。海水灌進去，又吐出來，翻起千朵雪白的浪花。大自然是藝術家，用上億年的時間，琢磨出一件又一件的藝術品。不一會，一行人便到了荔枝莊。我們走到巨大的石塊前，聚攏在一起，屏氣凝神，靜待主角出場。陳龍生教授此時在眾人中走出，站在石塊上，詳細地解釋荔枝莊的地質結構。幾億年前地動山搖的板塊移動、叫頑石變成細沙的風化過程，陳教授就在幾分鐘內解說完畢，內容生動且深入淺出，即使不懂地質的門外漢，也很容易明白。 石頭才是最好的 我們在荔枝莊的灘上看石，一邊走，陳教授拾起石塊來作解說。這個週末早上沒有熾熱的陽光，但我們每一個都能感受到陳教授對地質那份熾熱的心。石頭是他的老朋友，他回想當年那個十三、四歲的小伙子，抬頭望見山，便好奇山是如何形成的。其他同學都玩耍去了，他卻獨自跑到圖書館看書，希望找到答案︰「那時已知道自己喜歡研究石頭，我不喜歡研究人，石頭才是最好的。」就在那時，陳教授已決定與石頭為伍。幾年後報讀大學，他便順理成章地選了中大地理系，因為系內有一半科目與地質學相關，而中大跟隨美國學分制度可以讓他跨學院修讀物理、化學等科目，為做地質研究打好科學基礎︰「做研究要精，知識基礎就要廣。除了上課，最重要的就是到圖書館。那時不斷從書本中吸收知識，圖書館中關於地質的書，我都差不多借過了。」那些年，圖書的背頁還是插着圖書卡的，借過書的，都會留名，陳教授的名字，永遠都寫在這些圖書卡上。研究石頭半個世紀，陳教授從來不覺厭倦，反而愈來愈熱愛。這天我們在荔枝莊看石，其實陳教授經常帶學生前來考察研究，到這裏的次數已是多不勝數，但他依然拿着相機邊走邊拍，笑言每次來，都有新發現。陳教授在初中已找到最愛，他坦言自己十分幸運︰「十多歲時我甚至已決定日後會做甚麼研究，而到今天我正正從事當時想鑽研的題目！回想選這科很不容易，當時屬冷門，很多人對地質學聞所未聞，同學都問我畢業後打算做甚麼工作，因為當時唸這一科，連教書也不可能！」他對自己所愛的石頭非常執着專一，從來沒有打算放棄。能實踐自己的理想，一生做着自己鍾愛的事，堅持總是首要條件。 在崇基的日子，陳教授念茲在茲的，便是細細碎碎的校園生活。說到從前的大學火車站，他更是喜上眉梢︰「當年一個小時才一班火車，班次很疏落，追火車也就成了我們那一代人的集體回憶。」在火車軌上奔跑追火車，雖然危險，卻不失浪漫。陳教授的大學生活也多姿多彩。那時他替地理學會辦過不少野外考察，沒有老師帶領，同學們卻會自動跟着他跑到馬鞍山上看石頭。當年還是學生的他，沒有經驗，如何率領眾人研究地質？「中學時看書有印象，上到山就能引證，我在中學學報已發表過文章計算斜坡下塌的力學。」艱澀的學問，卻是他快樂的泉源；但追尋學術的道路，永遠都是漫長而孤單的︰「你可以選擇跟大隊走，因為有安全感，但你甘於做羊群裏的其中一隻嗎？走另一條路，或者會遇見意想不到的風景。」 研究地質 香港第一人 因為走了這條與別不同的路，陳教授成了香港首位研究地質的本地學者。在他以前，大部份地質學家都是來自外地或國內的，一九七八年於中大地理學系完成學士學位後，他便到了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(University of California, Berkeley)唸碩士和博士，之後在美國教了十年書。人在異鄉，心裏卻掛念香港，希望可以回港教授地質學。念念不忘，必有迴響。終於在一九九三年等到香港大學開設地球科學系，陳教授便回港任教。現任香港大學附屬學院校長的陳教授平日公務繁忙，但是週末更忙，因為他會帶隊到野外考察，每年有多達四、五十天在郊外研究和教學。為了研究，陳教授足跡遍佈全球，更在荒漠極地經歷過不少驚險之事︰「在美國教書時，我帶學生到蒙大拿州做研究，幾個人駕着車鑽進荒廢了的火車隧道，怎料裏面原來積雪很厚，車被卡住了，進退維谷，只好棄車。當時我們都沒有帶電筒，唯有摸黑向前爬。」爬了兩公里，終於看見一點光，他們向着那唯一的光源再爬了四十多分鐘，幸好最後脫險︰「回到住宿的地方，其他沒參加的學生竟然大喊抗議！為甚麼？他們說這樣好玩的探險，怎能不帶他們一起去﹖」 最接近死亡的一次，陳教授帶隊到台灣，其中一項研究活動就是沿着河划艇看地貌。怎料急流把學生的艇沖翻了，有學生被困在艇下面，陳教授見狀立即下水幫忙救人，卻被急流沖走，身上的救生衣更卡在河底的兩塊大石之間。水流洶湧地在他頭上不斷流過，他嘗試掙扎，卻依然動不了︰「我心裏沒有害怕，平靜間閃過一念頭，原來一生的完結，就是如此。」幸好水流一直在沖，卡着的地方最終鬆開了，陳教授才得以脫身。他描述這事時，臉帶笑容，如在說別人的故事。對大自然心生敬畏，繼而參透人的渺小；生死一剎的驚險，在陳教授的豁然笑聲中盡化成閒談間的小故事。 不愛景點 只愛石頭 為了研究，陳教授走遍世界各地︰西藏、大峽谷、南極、格陵蘭、澳洲卡里基尼國家公園、冰島、意大利……然而叫陳教授樂在其中的，並非觀光旅遊，而是在不同地方，能看到不同的地質結構。時常周遊列國當然羨煞旁人，但陳教授對此卻抿嘴一笑：「我沒有周遊列國呢！到過意大利多次，卻從沒去過威尼斯、佛羅倫斯；每次都是去研究石頭，大部分時間都在野外，有時三、四天都只停留在方圓幾百米範圍內考察，風景也不一定漂亮，岩石可能在工地或垃圾堆旁，這可以是很苦悶的。其實每次實地考察的時間都很寶貴，我們爭分奪秒地專心研究，也沒太多閒情想其他了。」 香港人旅遊，同樣也分秒必爭，行程排得密不透風，就是為了看最多的景點，陳教授對此卻不以為然︰「那些教堂嘛，只有幾百年歷史，太新了！我當然選擇到山區去看那些二億年的石頭啦！哈哈！」別以為研究地質的人，多半嚴肅刻板，陳教授可是妙語連珠呢！在解釋複雜的理論時，他會偶爾加插一兩個笑話，而且面不改容，弄得哄堂大笑，然後他又若無其事地繼續分析地質結構的特徵和形成過程。其實，要體會陳教授這幽默的一面也不難︰當你談着熱愛之事，不也是會自然地談笑風生起來嗎﹖