顧名思義，「服務學習」包括「服務」和「學習」。大學生做義工不是新事，到兒童院、老人院去送禮物、玩遊戲，服務是「施」與「受」的關係。然而，在「服務學習」中，服務者與服務對象的關係不是絕對的，而是雙向、能夠互換的角色。而且，「服務」與「學習」並行，同學認識自己，同時反思社會制度，培養同學的心靈和眼界。 反思社會 自我成長 「崇基學院服務學習中心」主任蕭鳳英教授希望同學可以透過「服務學習」，從另一角度認識社會各階層的人和事︰「服務學習令學生對社會議題有更深的認識，自己擬定和設計服務內容，當中亦講求組員之間的協調和合作。服務社會是公民責任，在過程中，他們能反思自己在社會中的定位。」為擴闊同學視野及接觸不同服務對象，每學年都會加入新元素，如戒毒人士、發展遲緩兒童、智障人士、老人、復康人士、新移民、警司警誡青少年等；內地計劃近年與「一專一村」計劃合作，到雲南偏遠的少數民族村落，協助提供幼兒教育訓練和公共服務推展。中心項目統籌馮詠恩除了處理中心日常行政工作外，還會與同學一起參與活動，從中協調和推動學生從服務中反思，有機會從另一角度觀察同學在過程中的得着：「同學來自不同背景和學系，少不免會有摩擦，有些同學不懂處理，以為只要忍到計劃完成便可，但帶着負面情緒與組員相處就不能投入計劃當中。一位九十後同學和一位八十後同學就曾遇到這溝通問題，及後經過協調和鼓勵，雙方道出自己的想法及期望，情況便有改善了，問題的癥結就是溝通方式和沒有好好表達對組員的期望。另外有一次與學生隨機構到學校進行禁毒推廣，遇到有中學老師灌輸『入唔到大學就係無用』的概念給學生，這經歷也叫我和同學反思為何現今的教育制度只有單一價值。」 放下身份 同行成長 去年詠恩與幾位同學參加了深宵外展服務，對象是「夜青」，同學們作為「外來人」，亦非來自社工專業，但就為機構的資深社工帶來很大的啟發和反思，感嘆同學與「夜青」間所產生的化學作用︰「其實是一個互補的關係，社工本身十分忙碌，沒有空間嘗試新服務；同學雖只參與三個月，但他們的加入卻能帶來新元素，亦可彌補現時服務的不足。有同學與夜青夾band，即使完 成服務後仍然一起練習和表演。」讀大學，是一個發現自我的過程，你和我或者都迷茫過。蕭教授明白，參加服務學習的同學，未必所有人都清楚自己的前路，但外展服務卻在某程度上，把大學生的光環摘掉，在過程中反思人生的意義︰「同學們不是提供服務，而是跟他們平等地交流和溝通。」除暑期進行的本地、內地及國際計劃外，服務學習中心剛開展了「本地服務學習體驗」，計劃於每學年的上學期舉辦不同主題的活動探索社區，讓參與同學從服務經歷中進行反思。中心剛於去年第一個學期就進行了兩項先導計劃 — 「愛‧毛孩」服務學習計劃及「攝影看社區」。參加「愛‧毛孩」的同學們透過工作坊、到狗場接觸和照顧狗隻，學習「動物輔助治療」、照顧及訓練被遺棄之動物，學習活在當下和感受生命。他們還要帶小動物到兒童之家，協助「伴讀日」活動，教小孩讀故事書給動物聽，從而讓小孩放鬆情緒，透過觀察小動物的反應來調整自己的情緒。「攝影看社區」則讓參加同學透過工作坊和實地考察來認識社區，從影像細說社區的故事，反思個人與社區的關係。蕭教授說同學們的回應都非常好，希望未來可以繼續把服務學習計劃由暑假擴展到學期中進行，讓更多崇基同學參加。 訪問：梁嘉麗(2004/社會學)

自去年退休後，劉大成教授年底參加了兩位SLP校友的婚禮，校友們還趁機相約今年春節到他們的新居拜年。轉眼到了聚會當日，舊同學們鬧哄哄地參觀新房，派利是後更收到小孩子「新年多謝」的稚語祝福。在一片笑聲中，我們問起劉教授統籌SLP十多年的點點滴滴。 劉教授自二零零四年起擔任崇基學院服務學習計劃的計劃統籌，崇基學院於二零一三年成立「服務學習中心」後，劉教授就加入中心擔任副主任。每年暑假SLP都會籌辦本地及內地的書院通識掛鈎課程，又同時舉辦國際服務學習計劃，總叫劉教授忙得不可開交。在多年繁忙的工作中，他最深刻的就是開始籌備內地課程：「當時崇基希望透過在內地服務的經驗，增進同學對中國內地的了解，理念很好，於是我便試一試。」 十多年來，合作機構的地點幾經轉換，由廣東封開，轉到安徽，再到廣西陽朔和廣東中山：「我們也不懂太多當地社會的情況，十幾年來一直在變，沒有一個標準，不斷有新的挑戰和嘗試。」他謙稱是邊做邊學，第一年在封開不知如何入手，很着力要完成教授英文的計劃，同學每晚花很多時間在準備和調整教材上，卻犧牲了與小學老師和同學傾談的機會。第二年，情況改善了一點。幾年之後，目的地改為陽朔，那時才摸索出一套比較理想的安排。 教學以外 真誠交流 二零一零年，在陽朔的第一年只是去教高中生英文，大家覺得單是教書效果不夠，於是加入很多活動。例如在陽朔訪問污水廠，了解污染問題，嘗試深入認識當地社會，但也不是很成功。當地校長後來建議學期完結時安排一個聯歡會，讓學生表演，崇基學生發揮所長籌備活動，結果反應十分熱烈，對我們設計活動也有很大啟發。 對劉教授來說，最成功是與當地學生做家訪：「回到他們的鄉村探訪父母和鄰居，由崇基中醫同學教大家量血壓，關心家人鄰舍的健康情況，為他們按摩。在家訪後有學生主動問我們，可否把血壓計借給他，讓他可回去自己老遠的家服務家人同鄉。這個影響非常重要，我們就是希望讓當地人對自己的地方建立歸屬感，造福身邊的人。中學生自主性增加，由被動接收變主動，勇於嘗試不同的可能性。我深信這顆熱心在我們離開後，仍會延續下去。」 「陽朔同學一班四五十人，與本班同學也不認識，只埋首讀書考試，住宿舍也沒聯絡。透過我們介入，用活動和遊戲替他們破冰，幫助他們建立友誼。他們很開心，找到朋友和支援。當地上一屆高中生又回來與新一屆高中生交流。第二年我們再去陽朔，當地高中老師很開心，見到當地同學的轉變很大。這些真正的需要很難從數據和調查看出來，要到當地和他們相處才會知道，我們為他們提供的，就是更多可能性。」 自開展以來，SLP累積了很多經驗，劉教授見證了崇基同學和當地機構都一直調整和成長︰「以當地的需要為依歸，不同學系的同學合作，從中看到不同人的做事方法。」時代轉變，資訊愈來愈發達，崇基同學亦可在教授知識外，多做一些需要親身做才有效果的事情︰「教英文只是一個表面的途徑，每一年在教學以外為當地做的小項目都很多，影響最大的是兩地學生在三個星期的互動和交流，在傾談中分享對人生的看法，更從活動中促進對社區環境的聯繫。很多次服務完結離別時，大家抱頭痛哭，依依不捨。這些項目很難預計，一開始不會知道效果如何，最後做到的意義卻很大。」 實踐與反思 反覆循環 回想起二零零五年到封開，原來到步前三星期剛發生水災，水位有一個人那麼高，房屋都有水浸剛退的痕跡︰「這一年的經驗很深刻，崇基同學在當地西江水災籌款電視節目上合唱表演。節目廣播後，我們走在街上居民都熱情地跟我們打招呼。一班外來的人關心這個地方，為他們真誠地唱首歌，原來對他們是很有意義。」籌備過程應用了不同同學的專長，音樂系同學默寫簡譜和彈琴，日韓同學加入日韓文歌詞，來自上海的崇基同學則做普通話翻譯。其實當時有同學對臨時更改安排有意見，因為教授英文已夠忙了，為何還要花時間練歌？「但幾年之後回想，當時這決定是正確的。以當時的情況，雖然計劃好要教英文，但我們其實可以大膽一點，人性化一點，因應當地真正的需要調整內容 —例如少教一點英文，多些探訪居民。」 回看多年的經驗，劉教授發現要「放手」，才會有空間反思︰「SLP的精髓，在於反思、實踐、再反思、再行動，是一個循環。上一屆的經驗協助下一屆同學，過程中不斷審視需要和成果，即時回應。這很視乎合作機構的取態，如果他們寧願要劃一有規律的計劃，日程排得滿滿，就少了反思的空間。相反計劃彈性愈高，同學自主學習和投入愈多，體驗反而愈多。」這種自主學習的精神，要慢慢栽培，就算老師不在，同學也可以主動發掘該做的事。 從錯誤中經歷自主學習 如果同學已計劃好一切，作為老師應該如何參與呢？劉教授樂於告訴同學以往經歷，但也讓他們決定是否跟從︰「要讓同學有空間發揮創意，才會做到更多的事。即使當初計劃的事未必幫到服務對象也不要緊，經歷和學習本身對同學的人生已有很大的意義。」教師的角色，就是協助同學從不斷的反思和修改中，學會主動、自發地學習，並把經驗傳承下去。雖然劉教授已退下服務學習中心的工作，但直至現在，他仍與不同屆別的SLP校友保持聯絡，不時邀請同學到他家飯聚。例如他去年前往日本，恰恰與十多年前從日本來香港參加國際SLP的女同學泉麻理見面；這邊廂收到Echo(孫根芳)在WhatsApp邀請劉教授參加她任職機構關於生命教育的活動，那邊廂他又在群組與大家分享他和阿賜(林恩賜)在素食餐廳參與茶藝活動的相片。SLP的服務精神隨同學廣傳，而點點滴滴的情誼，亦同時因這計劃長存於師生之間。 訪問：趙惠敏(2006/社工)、鄭穎茵(2006/中文)

時光飛逝，二零零五年參加內地服務學習計劃的經歷，回想起來，箇中感受仍在心頭。那年我們十四位崇基同學，聯同四名來自南韓及日本的同學，還有一位上屆畢業的校友，一同到廣東封開，為縣內十六間小學共五十位老師，安排一個兩星期的英語教學培訓課程，並在最後一星期，為五十位小五學生安排課外活動。 當時內地正改變教育政策，從前中一才開始教英文，後來提早至小三至小六便開始教。這政策更改令小學英文老師嚴重不足，很多年青的中文和數學教師，都被學校安排轉教英文。那時網絡不發達，借用的學校也只有兩三部電腦供老師輪流上網，更別說手提電腦和wi-fi了。在有限資源下，他們幾乎沒有英語教材。我們同學分為三組，「聽講組」和「語法組」各準備一星期教案，到了星期六老師就要分成小組試教，讓小五學生來試學，而最後的「活動組」則負責準備課外活動。 善用創意 改良課程 出發前，我們五月便開始準備和設計課程內容。「專題討論」的指導老師左治強也給我們講解很多英語教學手法，以作參考。我們準備了大量初中教材，有英文歌、故事、語法練習等，可是到真正實踐，效果卻不理想。我們沒想到老師們的水平參差，對比香港由小一至小六程度都有，有一兩位甚至連二十六個英文字母還未全背熟。我們的課程安排與他們的實際需要和期望有很大差距。有見及此，我們放棄初中教材，重新編寫高小教材，然後把老師分成不同小組，有些更安排個別指導。每一節課後，大家便立刻開會檢討，調整內容。很多個晚上，大家都用英文開會至十一時。過程雖然辛苦，但後來教學情況逐步改善，也是值得。 當地的老師們都非常勤奮，有時病了仍堅持上課，其中一幕令我印象特別深刻。當時我們要教英文文法中動詞的現在式、過去式、以及其過去分詞，有些詞彙的變化比較複雜。我們在這個課題上花了很多時間，但老師們依然十分吃力，進度也漸漸滯後。我們亦開始感到氣餒，但組員間不忘互相鼓勵，加緊開會討論改善方法。後來大家運用創意，以遊戲帶動學習：每人抽一個字詞，然後尋回自己的「家人」(亦即那個字詞的其他變式)。當教學效果開始有了改善，我們便決定多動腦筋，構思更多創新的教學方法。   真誠交流 教學相長 課堂後期運作漸見暢順，老師們非常熱情，住得近縣城的，邀請我們到他們家作客。我們一起吃飯聊天，與老師們打破隔閡，真誠地溝通。相比課堂上的交流，課後的相處更讓我了解他們的真正需要，認識更多內地僻壤居民的生活實況。誠然，出發前我們只集中準備教學內容、構思培訓方法，但真誠的交流也是服務學習計劃的關鍵元素。服務不一定單方向地向受助者提供援助，服務者和受助者之間可以互相學習，無論課堂內外，教與學都是平等的。在最後一星期，崇基同學為小五學生安排了校內定向、土風舞、摺紙和紙黏土、水力箭、雞蛋撞地球、各國文化介紹等活動。南韓同學穿起韓服，我也帶來了日式浴袍。孩子們在校內主要是讀書，沒甚麼課外活動，今次大開眼界，更是第一次與日本人和南韓人接觸，都顯得非常興奮。 課程完結後，當地小學老師在原稿紙上寫感想，然後影印派給我們，結果足足印了七十頁，滿滿的都是感謝。最初參加服務學習計劃，我只希望畢業專題研習能夠既好玩又獨特，從未料到會認 識了一班好朋友，包括導師、組員、外國同學，這亦是參加計劃的最大得着。我跟同組同學一起經歷整個旅程，一起感受挫敗、分享喜悅 — 那份親切感，常在我們中間。近年我搬到廣州市生活，但人在城市，未如當年參加服務學習計劃般了解到偏遠地方的情況。這些年來，我深深體會到內地的地大物博，身邊人也來自五湖四海。當年的活動也算是我認識內地的開端，現在會以更謙卑，更虛心的態度來探索內地的生活文化。 我(左一)和崇基、南韓同學在課餘時參觀封開博物館。 教授封開小學老師英語，協助他們轉教英文科。   整理：麥嘉輝(2016/新聞與傳播)

陳小娟(2009/工商管理(環球商業)) 在電影的圈子內，很少會碰到中大的校友，更別說是崇基的校友。因為中大沒有電影學系，所以如果偶然碰到一個電影人是中大校友，大家就會很自然地感到好奇︰這個人本來是做甚麼的？我就是這樣的一個例子。   從學生時代開始的傻事 我本科讀的是工商管理學院的環球商業學課程，畢業後在商業銀行工作，轉行則是後來的事。有時遇到一些電影圈內前輩，他們的年代沒有我們這個學系，所以大多以為我以前是做銀行櫃檯的工作人員，倒也沒甚麼話；若是知道甚麼是「GBUS」的人則大多會問我，為甚麼要做傻事要轉行﹖話雖如此，但是大家只是說說而已，其實新一代的電影工作者，有誰不是真心熱愛電影才投身其中呢？ 偶有朋友會問，為何一開始不去報讀電影，卻要選環球商業課程？小時候家境不好，即使由小學開始就想做電影，卻一直不敢以此為目標。儘管家人一直支持我的夢想，但現實條件上，賺錢提升家人的生活質素才是我應該做的事，所以當初我想進的都是環球商業和醫科。後來選了環球商業，是因為我認為如果我日後再去追夢，商業知識和國際視野也必然有用。這個想法在多年後的今天，已經轉行的我還是覺得十分正確。大學學到的東西，如管理學、市場學、演講技巧等，現在應用的機會比在銀行工作時還要多。當然，大學時期另一個重要的收穫，就是成為了崇基劇社的莊員，並曾以舞台劇《白蘭與笛芙》參加了中大四院劇賽。還記得上演時，所有台前幕後都在舞台上忙着，作為導演和編劇的我坐在觀眾之中，看着他們每一位的反應，那刻的感動，仍歷歷在目。最後，僥倖獲選為最佳劇本，當時我才發現頒獎嘉賓中有環球商業課程的張偉雄教授，我十分不好意思，因為我上的莊不是商科莊，覺得自己有點「大逆不道」。 飢凍雖切  違己交病 同是畢業後進銀行工作，坦白說我和同學們的目標實在不同。銀行工作是他們的夢想，可惜並不是我所追求的。我有時會羨慕他們的夢想符合社會期望，卻不明白為何與藝術相關的夢想，總要面對較大犧牲？我早清楚這個「定律」，所以只能暫且埋藏夢想，找一份可以養家的工作，就是沒頭沒腦地當了「銀行家」。但縱使別人都羨慕銀行工作，我卻不甚熱衷，即使薪高糧準工時又較電影工作短得多，我那段時間卻很痛苦。所謂「飢凍雖切，違己交病」，如果要我給初畢業的校友一點忠告，必然是：不要為了金錢或別人的期望去選擇工作。憑着努力，也許你可以做到不過不失；但欠缺熱忱，則沒法突圍而出。每個人的背景各異，我親身經歷過，當然明白有財政負擔的人實難以輕言不惜一切去追求理想。 追求夢想總不會一蹴而就，我在銀行工作時已兼讀了一些編劇課程，公餘時又會拍片。還記得我製作第一齣獨立短片，那時幸有崇基劇社的朋友協助，加上網上招募演員，大家都義務幫忙，而其中一個主要拍攝場地就是我以前住的文質堂！那次拍攝讓我明白自己不懂的東西有很多，卻又發現自己真的很喜歡創作的過程。在銀行工作了兩年多，才發現同期的同事們都計劃好未來要做到甚麼崗位，而自己卻完全看不到在商業世界的未來，只知道我真正所愛的，還是拍電影。在家人的支持下，我毅然辭職報讀浸大電影碩士課程，又當上電影編劇家協會的幹事。 一短片 一故事 讀電影那三年，我不停地找機會拍片。現在坊間有很多提供資金拍片的比賽，但很多從事創作的人卻不太喜歡處理繁複的報名手續，幸而我以前的工作也要面對很多手續，所以我可以「不厭其煩」地報名。我入圍了廉政公署舉辦的短片比賽，那是我第二齣作品《三個金幣》。我大概是一個倒掛的晴天娃娃，每次拍作業都下雨，某一場才拍了幾個鏡頭，雨就大得要中斷拍攝，整個團隊渾身濕透，連襪子也可擰出水來！那次大家齊心地完成作品，最後更得到金獎。後來我「越級挑戰」，以非學生身份再參加了「創意香港」贊助的「創＋作」音樂微電影比賽。這個比賽很有趣，參加者隨機與一名歌手合作，以他們的歌曲為他們製作一段音樂短片。在記者會上，我伸手入抽籤箱內，翻來覆去，然後抽出了糖妹的名字！這段緣份，帶來了我的第三個作品《啊囉哈！》，還有最佳編劇和金獎。從《啊囉哈！》起，我發現短片的生命力原來比想像中強，在世界各地影展中都是被認可的創作。我把短片投稿到各影展，它的生命力把我們帶到日本、法國、台灣去。這些經歷都開拓了我的人際網絡，然後陸續有歌手找我拍攝音樂影帶 (MV)，也有公司找我拍廣告。 在畢業前，我戰戰兢兢地參加了本地短片界一項重要比賽──「鮮浪潮」。參賽短片《兒女》，花了我最多時間、最多心血、最多金錢，甚至要在網上集資才能完成。最重要的，是這個作品有最濃厚的人情味。我們其中一個主要場景是教堂，我寫信向崇基學院校牧許開明牧師請求借用崇基禮拜堂，沒想到許校牧二話不說就答應了。可是這個作品沒有得到評審的青睞，在頒獎禮上空手而回，我也不爭氣地掉了許多眼淚。失落不是因為我想獲獎，而是覺得有愧於我的團隊和幫助過我們的人。我開始懷疑自己的創作和能力，惆悵以後該怎樣拍片。這時我的伙伴們鼓勵我，只有一直拍下去，才會進步；不拍不錯，卻就僅止於此。我一鼓作氣地再投稿到其他影展，就在執筆寫這篇文章時，獲悉作品獲選入意大利影展的競賽單元。我跟製作團隊分享這消息時，大家都差點哭出來。沒錯，這個挫敗和感動的交錯，就是電影製作的魔力。 夢幻背後  殘酷現實 夢幻背後，電影這工業其實很殘酷。「得獎短片導演」聽來很厲害，卻俯拾皆是，而掛着這名堂也不足以維持生活。很多短片導演，都要靠其他工作來維持生計。我自己便當兼職文員、補習教師、珠寶展售貨員等，一邊「捱」，一邊累積經驗，等待參與長片製作的機會。因為在編劇會的工作，我接觸到很多圈內前輩，可是初時我沒有自信「推銷」自己。直至我的短片得獎後，我才厚着臉皮把作品給他們看，再問有沒有我可以參與的製作。大家慢慢覺得我不止是協會的文員，而是新晉電影人，開始找我合作編寫電影劇本，也有機會在新的電視台編寫劇集。 我是比較幸運和順利地進入了電影這個圈子，但在這個圈子內工作，就發現要面對更多難關。香港電影市場縮小，片量從以前黃金時期的一年二百多部下降至現在一年五十多部。新人少了機會拍電影，連圈內前輩都不容易開戲。投資者多看重龐大的內地市場，創作空間也因而受限制。有時創作了快一年的劇本，最後因為過不了內地的審批而不了了之，就是有苦說不出。即使願意北上發展，文化差異也使我們難以寫出「接地氣」的作品。加上內地電影工業迅速發展，軟硬件都快要追過香港，我們更難找到自己的位置。當我越了解這個行業，灰心的時候就越多。電影製作本身就有很多變數，一天未上映，所有付出過的努力都不會被承認。要堅持下去，除了滿腔熱誠，還要平衡自己的心理。既要做有質素、自己喜歡的作品，同時也要確定生活有保障，這樣的路才能走得更遠更久。慶幸是，在電影圈內這短短數年時間，我觀察到只要肯努力，總是有機會和希望的。這點不限於電影業，相信放諸各行各業皆通用。 有想做的事，就動手去做﹗ 追求一些「非主流」的理想時，我們難以得到別人的理解。有時關心我們的親友會因為擔心而問：會不會考慮放棄這條難行的路，重操故業？我只能笑笑說，回不去了！雖然我們很多電影新人看似都滿肚苦水，但其實要真的撒手不拍卻又做不到。第一次看到自己的名字在大銀幕上出現的心情，我至今難忘。那種成功感和喜悅，絕對值得你付出那身血汗！ 最後，想分享一套我很喜歡的關於追夢的電影《尋找快樂的故事》